繪畫寄情

「春山如笑，夏山如怒，秋山如妝，冬山如睡，四山之意，山不言，人能言。」

------ 清代畫家惲南田

西方有關文明及藝術的起源，「遊戲說」是重要學說之一，最早從理論上作出系統闡述的是德國哲學家康德，他認為藝術創作是「無目的的目的性」活動，講求自由，故藝術是一種以創造形式外觀為目的的審美自由的遊戲，帶著娛樂的成份！

若從遊戲角度去看，我國學者王國維也認同「遊戲說」，他說道：「文學者遊戲之業也。人之勢力，用生存競爭而有餘，是發而為遊戲。」遊戲與藝術是超功利的，徐悲鴻畫的馬不能騎，齊白石畫的蝦蟹不能吃，他們是想把心底的期望、意念與情感用藝術表現來，這就藝術的超功利性，與康德所提「無目的的目的性」應是不謀而合！

我國文人愛閑中取樂，「琴棋書畫」，意趣高雅。宋代畫家米䒥把繪畫稱作「墨戲」與「清玩」，「戲」與「玩」都有悠然自得的樂趣，藉筆墨自娛，令人清逸愉悅，神采飛揚，所謂：「仁者樂山，智者樂水。」我國畫家遍游山水，澄懷觀道，從中兼得仁智兩者之樂。

畫家深得畫趣於山水，更寄悠情於筆墨，怡然自得。據史籍寄載：天寶年間，畫家吳道子奉唐玄宗之令，為他所愛四川嘉陵山水美景作實地寫生。吳道子抵埗後心情激動，終日暢游美景，竟至數月，渾然忘卻寫生之事，終至空手而回。玄宗追問其因，他妙答道嘉陵美景，早已默記於心，何須摹寫？乃只用一天，以寫意技法，將三百里嘉陵山水躍然壁上，令玄宗讚嘆不已！

文人畫是我國繪畫的主流，作畫的目的，首作自娛、也不求形似、並追求詩書畫的統一，其中自娛，正好說明了畫家創作的目的乃純為自己，以追尋藝術的情趣，此與康德認為藝術創作是「無目的的目的性」，實是異曲同工。

被蘇軾譽為「詩中有畫，畫中有詩」的水墨山水始祖王維，嘗言「晚年唯好靜，萬事不關心」，晚年辭官歸故里，心隱山林，作畫賦詩，成就了詩書畫三絕的境界，他自觀察自然入手，水墨為上，「筆墨婉麗，氣韻高清」，作品表現了山水最深層次的奧秘。

南宋文學家洪邁在他的文集《容齋隨筆》裡說：「江山登臨之美，泉石賞玩之勝，世間佳境也，觀者必曰如畫。故有江山如畫，身在畫圖中之語。」意把審美之情托於畫中，登高遠脁、俯覧觀景、賞泉玩石，悉可入畫，皆為人間最美絕妙之境，繪畫創作以寄江山之美，溶人的思想情感於其中！

畫家畫畫求經世致用，文人作畫卻為自娛，蘇軾曾說：「能文而不求舉，善畫而不求售，文以達吾心，畫以過吾意而已。」這是說明藝術就是為了自娛，作為純藝術創昨的繪畫，不具實用性功利的目標，藝術不為賺錢，更不是為傳名！

山水、秋雲、春風及花鳥，皆可寄托畫家的悠悠閑情，神采飛揚，思緒浩蕩。繪畫寫詩，更是我國文人雅士閑情逸趣的盛典。悠悠一生，直是畫意無窮、閑情無盡！如蘇軾曾言：「詩不能盡，溢而為書，變而為畫。」

國人的處世哲學，有所謂：「達則兼濟天下，窮則獨善其身！」畫人騷客，信奉儒道、出入佛禪，在紛爭的俗世中，崇尚適意退隱，特別是人處晚晴之年，亟需閑居不爭，山水伴托、花鳥寄情！飄然於悠遠哲思裡，陶醉於水光山色中，迷戀於花鳥草木間，終至放情丘壑，繪畫為樂，求得自娛！

沈從文與《中國古代服飾研究》

「本人因在博物館工作較久，有機會接觸實物、圖像、壁畫、墓俑較多，雜文物經手過眼也較廣泛，因此試從常識出發，排比排比材料，採用一個以圖像為主結合文獻進行比較探索、綜合分析的方法，得到些新的認識理解，根據提出新的問題。」

------ 沈從文 《中國古代服飾研究》引言

1948年，以《邊城》蜚聲中外的中國現代作家沈從文，在飽受國家內戰的逼迫後，更被郭沬若貼上反動分子及「桃紅色作家」的標籤，只好中止文學創作，開始轉入歷史文物的研究，主要研究中國古代服飾。

雖然沈從文在1949年開始埋頭於文物研究，直到1978年仍在歷史博物館當講解員，往後更留在研究所作研究，與文學圈漸失聯繫，但他始終忘懷不了。文學評論家夏志清對「沈從文在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性」予以充分的肯定。瑞典漢學家、諾貝爾獎終審評委馬悅然也作如下評價：「要是說中國作家得獎，沈從文頭一個就是，五四運動以來的中國作家就是他，頭一個可以獲獎的。」

對沈從文的鉅著《中國古代服飾研究》，馬悅然認為這是一部非常具刺激性、也是最精彩的長篇小說。沈從文深諳下層及歷史上人民的疾苦，所以他會寫《邊城》那樣偉大的小說，但同時也能把服飾研究寫得很出色。

其實《中國古代服飾研究》一書的寫作，源於1963年中國總理周恩來的建議，原意在將書本，作為外交的禮品，並委任沈從文負責編輯，內容涵蓋中國古代服飾發展的變化，令讀者在多元角度作欣賞和了解。

沈從文不負所托，率領幾個研究助理，在短短八個月的時間內，以近20萬文字，配上近200幅圖版，寫出樣稿。惜因捲起「文化大革命」，此書多災多難，未及出版，便被視為「鼓吹帝王將相、提倡才子佳人的黑書毒草」，沈從文被迫停工。直至1978年，此書才獲解禁，經重訂全稿後，於1981年付梓，距離初稿完成後經過了17年。

作為文學家出身的沈從文，對文物研究的方向：方法論、資料分析、理念模式及意識形態，皆與主流史學家不同，他另闢蹊徑，從人文關懷的角度，貼近生活情境及時代精神，以抒情手法，自古至今，從過往的發掘到最新出土的文物，追尋向被視作「小道」的服飾史研究。

其實，沈從文是一位熱愛故國文化歷史「在地」的文學家。早在40年代，他已是中國工藝品業餘收藏家，自50年代正式從事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後，他在博物館內，有緣親身「接觸」無數的織品、文物、器物，在經年累月的仔細研究下，除了對各朝代不同項目的觀察外，還觸及其他相關器物的了解。

《中國古代服飾研究》一書涵蓋時間及範圍寬廣：上起中國文明發端，下抵晚清，考據文物計服飾、織品、繪畫、陶瓷、漆器、壁畫、石雕、插圖、陪葬品及出土文物等無數藝術作品，藉此展示了三千年來國人的衣飾文化。

作為文學家兼藝術史家的沈從文，即使以時間結構開展服飾研究，但重點卻放於特定文物中，旁徵博引、延綿不盡，以抒情散文的筆調，書寫信而有徵的資料。他在書中序言曾自評說：「總的來說，這份工作和個人前半生搞的文學創作方法態度或仍有相通處……」

透過對古代服飾的研究，沈從文重新發現了「文學」的可能性：一種嶄新的「分章敘事但風格各異」的散文形式，以及「抽象的抒情」史觀，這正是他顛簸半生留下的貢獻！